战争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百年有余，研究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已几经“迭代”。
“现在我们是从事1914-1918年战争历史研究的第四代历史学家。
”杰伊·温特写道。
所谓“全球”，不仅倾向于超出欧洲层面去撰写战争内容，还将战争视为一种跨越欧洲、跨越大西洋之外的事件。
杰伊·温特写道：“这是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战争，波及中东、非洲、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和中国，参与欧洲中心作战的兵源从温哥华到开普敦，从孟买到阿德莱德。
这次战争中诞生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也诞生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
战争许诺的自决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但从战争中出现了去殖民化的诉求。
战争直接引发了经济困难，而经济困难严重地削弱了老牌帝国主义在世界建立帝国和准帝国据点的能力。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李宏图谈到本书中译的意义时表示，在学术层面上，国内学界对一战的研究缺失尚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世界史的梳理在“革命”与“战争”这两大主题上有所忽略：“我们讲改革，革命就谈得少；我们讲和平，战争就讲得少。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各国对一战纪念之隆重、反思之深厚。
他提到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著作《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外交官、将军都在“一战”一触即发之前懵懵懂懂、莽撞自负、懦弱多变，“梦游”的结果就是战争爆发。
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渐趋多极，国际关系日益错综复杂，与“一战”前的欧洲颇为相似。
李宏图的主旨发言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展开。
在时间的维度上，一战是“二十世纪的诞生”，正如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的标志。
世界历史自此发生新的变化，经历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思想文化的重新塑造。
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一战开启的时间当中，因为一战与二战是紧密相联的。
《凡尔赛和约》正是抱着和平的初衷缔结，最后却没有达成和平，导致了新的战争。
近年来史学界将一战至二战结束的1914年-1945年合称为“新三十年战争”，就是基于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连续性的思考。
因此，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结束后的处理方式，决定了我们能否避免战争。
我们对战争的反思是否彻底，决定了未来历史行进的方向。
一战作为世界历史分水岭的另一方面，在于战后迈向建立国际秩序的新规则，打破欧洲传统的秘密外交，建立保障和平的机制。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样的秩序当中。
此外，二战至冷战延续至今的世界格局，实际上也起源于一战。
一战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新天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走向意识形态的对垒，影响着今日的大国竞合。
历史应该走向哪个方向，走向和平还是走向一次新的战争？这是时代之问，也是我们今天对战争的反思。
“我自己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看到战争。
我希望普通读者通过这套《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重新思考战争，并对民族主义的狂热有所警惕，更希望政治家们阅读反思之后，保持清醒，不去‘梦游’，避免一战的悲剧重演。
”李宏图说。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吕一民教授的主旨发言题为“以史为鉴，远离战争”。
他表示，近年来人们已感觉到新的战争威胁远比过去更近。
亚洲的部分则由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撰写。
“我是1957年生人，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大半辈子，个人非常认同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的观点，他说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
二十世纪前半期有两次世界大战，大战过后又有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说‘战争的世纪’颇为贴切。
我也认同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他说二十世纪是‘极端的年代’。
那么，作为学历史的人，自然会琢磨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正亲身经历的二十一世纪将会以何种面目留在后人的记忆当中？”吕一民表示，他认为时下正发生的一切大有可能让后人给二十一世纪贴上这样一个标签——“撕裂的年代”。
“这种‘撕裂’，小的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撕裂，大的方面有不大不小的各种派别之间的撕裂，更大一点的层面上，是国家、甚至国家集团之间的对垒。
二十一世纪被贴上‘撕裂的年代’的标签，显然不是我们这些正生活在本世纪的人所希望看到的。
“诚然，我们不过是一介书生，力量确实有限得很，在时代洪流面前更是显得渺小。
”毋庸讳言，战争与和平属于这一类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至少让我本人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继续以年过花甲为借口安于疏懒，还得要再做一些自己有兴趣、有意义的事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在主旨发言的最后，吕一民提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回忆录中文版近日刚刚与读者见面。
“马克·布洛赫曾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我觉得这句话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对我们有更多启迪。
在中国的学界大力推进世界史的研究，包括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世界现当代史的研究，既需要洞察国际史坛的最新趋向，包括及时引进类似的史学佳作，同时还得着眼于范式革新和领域延伸。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多一些公共性，让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更好地与社会分享。
”吕一民说：“进而言之，我们固然应当尽可能多地致力于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但我个人认为这绝非意味着要与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研究成果对立起来。
”。